美加華人史話：華工出洋與豬仔館(1)

日沈閣話舊事

清廷海禁，反叛者處斬立決

大約從明朝開始，中國沿海的百姓，結夥隨貿易商船到南洋各地工作。清初，滿清政府嚴禁百姓出洋。據李長傳所著「南洋華僑史略」所述，「明亡於清，遺民多亡命海外，而福建之漳泉兩郡人多附鄭成功抗清，其逃亡於海外者，尤多於粵人及他省之人。故清廷…遂有出海之禁。」『大清律例』第二百二十五條規定，「一切官員及軍人等，如有私自出海經商者，或移往外洋海島者，應照交通反叛律處斬立決。府縣官員通同舞弊，或知情不舉者，皆斬立決。僅屬失察者，免死，革職永不敘用。道員或同品官員失察者，降三品調用。督撫大員失察者，降兩級留任，如能於事後拿獲正犯明正典刑者，得免議。」

這些海外華人多被視為反清的明朝遺民。浙閩總督高其倬於雍正五年（1728年）奏報華工出洋情形；他的奏摺中提到噶喇巴（今日印尼雅加達）有華人萬餘，「但彼處俱系蓄髮，我國工人非照彼蓄髮，不能久留其地。噶喇巴米糧甚賤，工藝之人易於獲利，是以蓄髮居住，婚娶生育，竟不作故土之想。」海外華人蓄髮，被滿清官員視為忠於明朝的表現，因滿清入關後，厲行剃髮，「留髮不留頭」，一般男子剃了前額頭髮就表示降清。閩浙總督高其倬的奏摺中，又提到「嗜利船戶只裝些須貨物，竟將遊手好閒之人，偷運四、五百人之多」且「到彼即留住」。

反叛清律，冒險出洋求生

浙閩總督高其倬調查的是十八世紀初期荷蘭在東南亞建立殖民地，急需勞工建設之際，流民冒險到外地求生的情況。

為什麼中國人在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期間願意冒險出洋？筆者在前期『早期來美洲的華人』一章中提到中國人出洋意在謀生，別無他志。中國人的民族性是「安土重遷」，經濟不景氣是中國人向海外移民主要原因。

經濟因素之一是人口過剩。根據研究統計，在1700年左右中國人口大約是一億五千萬。1794年，中國人口增加至三億一千三百萬。五十多年之後，中國人口增加至四億三千萬。個人耕地自乾隆年間3.86畝，至道光年間縮減為1.86畝。在農業社會中，如果農作物供不應求，自然而然產生物價上漲。米價自乾隆年代以後一百年內漲過十倍。

經濟因素之二是洪水和乾旱。根據統計，清朝統治267年中有92年受到旱災影響，190年水災的影響。水災和旱災的下一步影響是饑荒和瘟疫。因此內地的人遷移至南部省縣，福建和廣東兩省的人民，大量的向南洋及其他外地移民。

經濟因素之三是鴉片走私進口。自十八世紀起，清朝嚴格控制鴉片入口，只有廣東的「公行」可以進口鴉片。但是鴉片走私利潤豐富，於是官商勾結，進口數量劇増。道光十八年（1838年）估計有四萬餘箱鴉片走私進口，時價一千六百萬英鎊。清朝的貨幣以銀錢和銅錢為主：稅金、租金、政府官員糧餉、政府支出及對外貿易均以銀兩計算；市井小民日常生活交易以銅錢為主。大量的白花花銀子從鴉片交易流出中國，造成中國內部銀荒，國庫空虛，嚴重影響財政系統。銀錢和銅錢的內部兌換率由1比2增至1比3。一般平民以銅錢為收入卻須以銀錢繳納稅金及租金，嘗到了通貨膨脹的苦澀。

經濟不穩定往往造成內政不穩定，內亂通常始於饑荒。乾隆六十年（1796年）至嘉興九年（1804年）的川楚白蓮教起義；咸豐元年（1851年）至同治三年（1864年）的太平天國內亂蔓延數省，十四年後，才被壓制；同期的捻子（1853年－1868年）活躍於長江以北安徽北部及江蘇、山東、河南三省部分地區。逃避天災人禍，也是中國人往外地求生的主要原因。

十八世紀中期，歐洲列強在東南亞各自建立殖民地。1785年英國佔領馬來亞的檳榔嶼（Penang Island）之後，有更多的華工前往檳榔嶼。1800年至1820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通過駐在廣州的洋行，從黃埔、金門和澳門多次偷運中國工人到馬六甲（Malacca）、檳榔嶼、聖赫勒拿（Saint Helena）島等地；甚至販賣到其他地方。1819年英國佔領新加坡，羅致華工建設開發，迅速的繁榮新加坡和今天的馬來西亞。

奴隸制度廢除，中國苦力代替黑奴

早在1542年，西班牙政府制定歐洲第一條廢除殖民地奴隸法律，這法律中所指的奴隸是非洲黑奴。但是西班牙政府並沒有普遍執行這條法律。十七世紀中，反奴隸制度人士譴責使用非洲黑奴是非基督徒的行為。十八世紀中期，雖然反奴隸制度的輿論普及大眾，但是法國及英國在西印度群島（位於南北美洲之間，加勒比海中的一群島）、南美洲及北美洲的殖民地還是繼續使用非洲黑奴。

十八世紀末期，法國革命政府1794年廢除奴隸制度，可是拿破崙在1802年又恢復奴隸制度。1807年英國政府禁止殖民地輸入非洲黑奴，同年美國認定國際買賣奴隸為非法行為。英國1833年正式廢除大英帝國奴隸制度，法國殖民地1848年廢除奴隸制度，美國也於1865年廢除奴隸制度。

解放非洲黑奴，廢除奴隸買賣制度是人道人權支持人士、道德改革人士及教會的極大勝利。但是北美洲新大陸、中南美洲、澳洲及紐西蘭殖民地的開發還是需要廉價勞工。築路、開礦、果園、蔗田、煙草田、咖啡園及其他作物都需要大量的低技工人。因此從西方白人殖民國家關點來看，廢除黑奴制度的條約等於是自己踩自己。解放黑奴改變了黑白勞資雙方的關係及作業，影響殖民地開發的淨利。英屬西印度群島農作物園主向英國政府嚷嚷要求「經濟正義」（economic justice）。歐洲殖民國家必須在非洲之外找出另一個可靠的廉價勞工來源以鞏固它們的經濟成長與成果。左顧右盼之後，它們的眼光停留在上億的神秘黃種東方人：中國人。

鴉片戰爭打開中國門戶

在鴉片戰爭之前，只有廣東的『公行』可以對外貿易。英國因為急於打開中國港口以便通商，以林則徐虎門銷煙為導火線，於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開始了第一次鴉片戰爭。清軍不敵求和，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簽下「南京條約」。除了兩千一百萬銀圓的賠款外，「南京條約」的重點是五口通商（Treaty Ports）及割讓香港。五個通商口岸是廣州、福州、厦門、寧波及上海。五口通商之後，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英國商人於厦門設立苦力貿易中心，頓時解決了西印度及中南美洲殖民地勞工不足的問題。這時機太巧妙了，令人懷疑英國第一次鴉片戰爭真正的原因是為了英國官方標榜的通商，還是私下為利潤豐富的人口買賣舖路？

清庭一貫政策是禁止中國人出洋，抓到了拐誘中國人出國的人，嚴刑重辦，砍頭或絞決，從不寬貸。厦門通商口苦力貿易始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從道光二十五年至咸豐九年（1859年）的英法聯軍（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前，清庭還是實行傳統的海禁政策，不肯面對當時中國人從通商口岸移民出洋的現實問題。但是在南京條約內通商口岸的地方官並沒有執行清庭禁令，一則他們在條約通商口岸沒有完全的主權；二則他們看到林則徐因禁煙及銷煙事件被貶職的下場，也不願意因執行禁令而得罪洋人。據說厦門最大的苦力臨時監禁營（barracoons，本地人稱之豬仔館）距清庭海關只有幾尺距離，幾乎是在太歲頭上動土；地方官為明哲保身，視而不見，只要苦力買賣不影響地方治安，他們就不聞不問。如果不幸遇到洋人和苦力有紛爭時，地方官就上下聯合，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厦門苦力貿易中心

最早的苦力貿易中心是在厦門通商口岸。厦門是一個非常優良的港口，根據1843年的測量，它的外港沒有強風，內港可以容納60至100艘船。厦門港的優點有利於苦力船隻進出。第一批苦力出洋於1845年，由一艘法國船從厦門出海抵法屬波本島（Island of Bourbon）。1847年，有一家西班牙商行自厦門招募了612名苦力去古巴（Cuba）。1847年至1853年之間，估計厦門出口了8281名苦力。

在厦門苦力貿易全盛時期，有六大歐洲人開設的苦力買賣仲介行，其中五家為英國仲介行，一家為荷蘭仲介行。仲介行供應國際客戶苦力需求，按苦力數目向客戶收佣金。它們僱用本地的人頭掮客，福建話叫「客頭」，招募願意簽契約的華工為苦力。在碼頭附近設立苦力營，暫時監禁、體檢、編制募集來的苦力，以便登船出洋。厦門的兩大苦力買賣仲介行：其一為英國商人泰特（James Tait）開設的「德記洋行」（Messrs. Tai & Co. ，本地人謔稱「德記賣人行」）；其二是英國商人塞姆開設的「合記洋行」（Messrs. Syme, and Muir & Co.）；兩洋行共同包攬大多數廈門及其附近地方的苦力買賣。這些仲介行是私人商行，它們不僅藐視中國法律，也不隱藏它們的不法招募苦力及販賣人口的惡行。合記洋行公然的在洋行大門前搭起苦力棚監禁拐騙來的中國人。德記洋行則使用一艘名為「移民」（The Emigrant）的大船為苦力監禁營。德記洋行的泰特是當時最有權力的苦力買賣商，他還擁有官方的影響力。在商務領事（merchant consulship）制度下，英國政府下一道特准令准許泰特兼任西班牙、葡萄牙和荷蘭三國的駐廈門領事。他利用領事的職位直接和厦門地方官打交道。厦門地方官不了解商務領事制度和職權，泰特就利用地方官的弱點而橫行無阻。

仲介行的人口買賣行業為仲介行的母國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因此得到母國非常的認可、支持和保護。根據英國貿易部長及香港總督戴維斯（John Francis Davis）報導，1847年英國在厦門的交易量超過七萬兩千英鎊，大部份的交易來自於供應西印度及古巴客戶的苦力需求。厦門的交易量是其他四個通商口總交易量的三倍以上。雖然香港總督戴維斯認為苦力買賣是不道德的交易，稱之「虛擬式奴隸買賣」（virtual slave trading），但是他並不阻止苦力買賣。英國政府也認可苦力買賣事業在厦門發展與成長，因為英屬殖民地，如西印度的蓋亞那（Guiana）、千里達（Trinidad）及牙買加（Jamaica）的勞工短缺給英國政府很大的壓力。

列強為殖民地競相爭取中國苦力

英屬殖民地不是唯一有勞工短缺問題的地方。因為奴隸解放，西班牙屬地古巴損失了百分之25的奴隸勞工。1835年，西班牙政府和英國簽約停止買賣非洲黑奴之後，更嚴重的打擊古巴的經濟，古巴的糖業生產大量減少。1847年，西班牙政府在古巴的壓力下只好允許「契約勞工」進口。同年6月，第一批自厦門前往古巴的苦力船帶著六百名左右的中國苦力進入哈瓦那（Havana）港。

秘魯獨立國於1825年解放了一萬七千名黑奴，並且禁止進口黑奴。這政策引起了嚴重勞工不足的問題。1840年左右，全球市場對海鳥糞（guano）需求量劇増，興起了秘魯肥料工業，海鳥糞出口成為秘魯主要外匯收入。挖掘海鳥糞是很費人力的作業，因此秘魯必須找到代替黑奴的勞工。於是秘魯在1849年通過移民法案，開放中國苦力移民到秘魯工作。

澳洲新南威爾斯（New South Wales）自1840年停止引進英國囚犯流放移民之後也發生了勞工短缺的問題。囚犯勞工的減少，嚴重的影響羊毛生產率，更威脅殖民地的繁榮。但是進口中國及印度勞工的建議卻遭到當時的新南威爾斯殖民政府的反對。1845年，國際羊毛市場價格上漲，刺激澳洲的羊毛業，當時招募歐洲勞工的計畫不可行，進口亞洲勞工成為迫在眉睫的選擇。澳洲的投資家經過德記洋行的仲介，在1848年十月第一批一百二十名中國苦力在雪梨（Sydney）進口。自1848年至1852年間，澳洲大約進口了兩千六百六十六名中國苦力。澳洲從此成為苦力市場的大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