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加華人史話：華工出洋與豬仔館(8)

日沈閣話舊事

平衡古巴中國男女比例收購中國女孩為奴

中國傳統「女主內」的觀念，使得古巴苦力商招募不到自願移民的成年女苦力，但是中國另一個傳統的弱點，卻給古巴苦力商開了一扇後門。窮苦的人家經常視女兒為「賠錢貨」，因為將來嫁女兒要貼嫁妝；假如生下女兒又沒錢扶養，慣例是將女兒賣給有錢人家當奴婢、童養媳或小妾，如此至少女兒有機會被人扶養成人。有錢人家也興買婢女，直到清末還有女家受聘金三十兩就必須買婢女一名賠嫁的陋習。窮人出賣女兒甚至兒子的事情，比比皆是，苦力商借此弱點，乘機收購中國女孩為奴，以應付西班牙政府對中國女性移民比例的要求。

1855年9月，西班牙頒布了一道皇家命令，授權苦力進口商托力士〈Rafael Rodriguez Torices〉進口一萬名中國勞工到古巴，但是規定六分之一必須是女性。在這道皇家命令正式公佈之前，澳門葡萄牙籍苦力出口商馬逖內〈Antonio Martinez〉得到內線消息，早於1855年3月在上海及寧波以每名3至8銀元收購了44名中國女孩為奴，這44名女孩中年紀最大的只有八歲。馬逖內僱用英國商船英格爾伍德〈Inglewood〉號，將女孩由寧波運至澳門，打算轉售給古巴苦力進口商，估計可以淨利1,600銀元。44名女孩上船之後，被關在位於兩層艙板之間的一間8尺寬，9尺長，5尺10寸高的小艙房內。前往澳門的途中，因船長及船員發燒生病，英格爾伍德號只得暫時停靠廈門港。此時女孩艙房內傳出惡臭，有些船員擔心小女孩可能無法生存，於是向廈門英國領事館報告實情。接著44名女孩從船上被釋放出來，她們健康的情況實在慘不忍睹，身上長滿了蝨蟲，皮膚上生滿了惡瘡；所有的女孩都交給中國官方處理；英格爾伍德號的船長波頓〈Richard Burton〉也受到違反英國法令的罰款處分。

1858年，香港日報〈Hong Kong Daily Press〉報導，一艘250噸的三桅船，載著300名以上的中國女孩，離開汕頭前往古巴。途中，因許多船員生病加上一些船客死亡，這艘船被迫停泊在好望角，從此下落不明，各方面確定這艘船沒到古巴。

由以上兩件專程運送小孩的苦力船例子看來，長途運送小孩比運送成年苦力還要難。葡萄牙在澳門的官方報紙報導，1871年至1874年期間，每艘去古巴或秘魯的苦力船平均都載著半打的中國小孩。有三個例子，所有的小孩都是女孩。這些無辜的中國小孩不是契約勞工，絕大多數被賣到古巴和秘魯當家僕。1865年，秘魯海事公司一號〈Compañía Marítima del Peru, No. 1〉苦力船在卡亞俄出售兩名中國小女孩，售價為800索爾。卡亞俄的苦力市價每人為100至150索爾；這兩名中國女孩的買主一定別有用心，她們大概不是被買去當家僕。

卡門〈邱，譯音〉蒙塔爾沃〈Carmen《 Chiu》 Montalvo〉的故事是一個典型的孤女被賣豬仔的故事：七歲時因家鄉土匪作亂而跟著家人逃難，逃難時候沒有抓緊母親的衣角，和家人失散了，結果被豬仔頭送上去古巴的苦力船；到了古巴，卡門和其他的小孩在蒙塔爾沃伯爵家族〈Conde de Casa Montalvo〉的大宅中被扶養成人；伯爵家內有專人教這些中國小孩西班牙文；卡門長大後和伯爵家中的一位僕人結婚；卡門的後代說卡門於1954年去世，享年115歲。筆者認為可惜卡門沒有證件證明她的出生日，否則卡門一定可以上世界長壽榜〈List of the verified oldest people〉。

古巴糖業興起勞工需求量遽增

西班牙在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的壓力下，雖然於1817年及1835年簽訂停止非洲奴隸買賣的條約；但是暗地裡還是在殖民地古巴繼續進口非洲奴隸，直到1867年才停止進口奴隸，1886年正式廢止奴隸制度。為什麼古巴在十九世紀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工呢？最主要的原因是蔗糖業的興起。

古巴蔗糖業的興起是托海地革命〈Haitian Revolution, 1791-1804〉的福；海地革命發生在西班牙島〈Hispaniola〉上的法屬聖多明哥〈Saint Domingue〉；海地政治的不穩定使得許多聖多明哥有經驗的蔗糖業主，帶著他們的奴隸流亡至臨近的古巴及加勒比海周邊地帶。海地的蔗糖業沒落造成古巴的蔗糖業迅速成長，1820年古巴的蔗糖生產量占全球的百分之14，1840年它的蔗糖生產量已超過它的鄰居牙買加〈Jamaica〉，成為全球第一蔗糖生產地。1870年古巴的蔗糖生產量高達全球的百分之42。

蔗糖業分農作及工廠兩部門。農作部門運用人力種植、培養及收割；工廠部門則運用機器壓榨、提煉及包裝運輸。古巴蔗糖業主開始引進歐洲新的提煉技術後，工廠部門生產力遽然增加，因此需要更多的人力來開荒墾地、種植培養收割及操作新式機器。

黑奴是當時古巴島上的主要勞工，受到海地黑奴革命的鼓舞，古巴的黑奴暴動反抗事件也頻頻發生，雖然西班牙政府殘酷地壓制了這些暴動，但是壓制暴動反抗亦非長久之計。1835年西班牙和英國簽訂停止非洲奴隸買賣的條約後，古巴必須以地下走私的方式進口黑奴，西班牙政府不得不重新考量它的移民政策，實驗亞洲移民方案；筆者將於下一節細述。由於進口黑奴地下化，黑奴的價碼大增，1830年的黑奴價值3-4百比索，1855年價格暴漲至1千比索。老弱的黑奴被淘汰後，替補的新黑奴必須以市價來購買，因此作業成本提高。古巴蔗糖業主意識到蔗糖業發展的重重障礙：一則他們必須供應機械化下的蔗糖業人力需求；其次必須應付英國的反奴隸制度；再加上必須與德、法的甜菜〈Beet〉糖業競爭。在勞力市場內注入新生力是勢在必行。

歐洲自由移民棄工中國契約勞工困身

自1830年開始，古巴各界對新一代勞工問題的討論，話題集中於招募白人移民還是非白人移民。知名的社會評論家薩科〈José Antonio Saco〉及有些法裔名士，批評島上種族比例不平衡，提倡廢除奴隸制度，引進白種移民；他們又擔心大量的「自由」有色人種不利於古巴的社會。西班牙社會改革政治家及自然科學家薩格拉〈Ramón del la Sagra〉也預測：自由白種移民插入以黑奴為主的農場後的潛在複雜性。雖然各界意見不同，西班牙皇家殖民發展委員會〈Real Junta de Fomento y Colonización〉還是從西班牙、愛爾蘭及德國招募數千名歐洲勞工，自由移民到古巴之後，被派到農場或鐵路工地，和奴隸並肩一起工作；他們的薪資低〈大約月入5至9比索〉，工作時間和奴隸一樣長，規律和奴隸一樣的嚴格，食物和奴隸一樣的低劣。這些歐洲移民到了農場或工地後，受不了惡劣的工作情況，不久就棄工而走；因為他們是自由移民，僱主也不能強迫他們回到農場或工地工作；有些人在城裡找到高薪的工匠職業，有些人找到店員的工作，也有些人成為自耕農。

蔗糖業主及企業家從這次實驗性自由移民的失敗中學到：一是勞工必須限制於工地，不可任其自由行動；二是：大部份的歐洲移民是不肯接受惡劣的工作環境和待遇。最理想的新勞工基本上和奴隸勞工類似：沒有西方列強的法令保護、供給來源豐富和文化的極端差異。有了方針之後，1840年至1870年左右，古巴轉移招工對象，不再尋求歐洲勞工，改為招募波里尼西亞人〈Polynesians〉、亞洲人、北非人〈大部分是講阿拉伯語言或回教徒〉或中南美的馬雅〈Mayan〉土著；所有不是非洲黑人的勞工都編入為「白人〈White〉」。雖然有這麼多人種選擇，但是許多地區無法長期的提供農工業所需要的大量勞工，於是古巴人看上了中國南部沿海各城大量的中國人。古巴的農工企業家對中國苦力並不陌生，英屬西印度群島及西屬菲律賓都有中國苦力。1830年間，少數的中國人自馬尼拉移民至古巴，有些是僕佣，有些作園藝工人。1846年古巴的「白種人口增進委員會〈Comisión de Población Blanca〉」批准進口600名「強壯、敏捷和有農作經驗」的亞洲移民為實驗。皇家殖民發展委員會付給西班牙苦力商每名苦力的人頭費是170比索，實在比黑奴便宜多了。1847年1月，兩艘苦力船自廈門出發，載著去古巴的中國「契約」勞工，開始了古巴的亞洲移民實驗。經過131天，第一艘西班牙苦力船歐官都〈Oquando〉號於6月3日停靠哈瓦那港，船上有206名苦力，6名苦力死於途中。6月12日，第二艘英國苦力船亞蓋公爵〈Duke of Agyle〉號，載著365名苦力進哈瓦那港，35名苦力死於途中。皇家殖民發展委員會將所有的苦力分成10份，分售給蔗糖農場、鐵路建築商及其他事業；因為是實驗性的進口每名苦力只收70比索，委員會為了鼓勵「白種人口」移民，自己吃下100比索的差額。這價格實在太便宜了，有些投機商人先買下一份再轉售，賺轉手費。如此，惡名昭彰的古巴苦力買賣正式開張。

英國人發現古巴的進口苦力提高了西班牙在糖業市場的競爭力，因此禁止西班牙苦力船停靠由英國人控制的中國通商口岸，也禁止英國苦力船運送中國苦力去古巴；再加上非洲黑奴買賣商也抗議西班牙商人買賣中國苦力；於是古巴暫停苦力買賣，謀求全盤應對之策。五年之後，1853年苦力買賣重新開張，西班牙苦力商得到西班牙政府的專賣權而不必委託殖民發展委員會；苦力也完全由澳門出口至古巴，避免經過通商口岸。苦力進口高峰年代：1858年，13, 358名苦力抵達古巴；1866年，12, 391名苦力抵達古巴；1867年，14,263名苦力抵達古巴。中國「契約」勞工既便宜又容易到手，解決了古巴勞工短缺的問題。1847年至1874年之間，16個國家的342艘苦力船運送苦力至古巴；大約一萬七千名中國人死於航程途中，近十二萬五千名中國「契約」勞工抵達古巴，但是中國勞工卻受到像奴隸一般的待遇。

陳蘭彬調查華工生活『古巴華工調查錄』

講中國勞工在古巴的奴隸生活之前，先提一筆1874年，刑部主事陳蘭彬赴古巴調查中國勞工受虐待的故事。話說1872年，由於國際反苦力買賣的情緒高漲，西班牙苦力商預計替古巴招募急需的中國苦力將會遇到重重困難，於是西班牙苦力商向清廷申請依據1866年擬訂的「通商各口招工章程〈英文又稱Peking Regulations〉」下的招工權；清廷首先批准西班牙苦力商的申請，後來又撤回批准。為什麼呢？因為總理衙門的官員在報上讀到中國苦力在古巴受到虐待迫害的報導，而且一些駐中國的外國使節也證實這些報導。〈筆者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為中國第一個外交機構，1861年成立，如同今日的外交部，第一位負責衙門的親王為恭親王奕訢〉。1873年4月，西班牙公使向清廷要求賠償30萬銀元招工費用，並且完全否認中國苦力在古巴受到虐待迫害的指控；總理衙門認為虐待迫害中國苦力的指控完全是事實；雙方各持己見，堅持不下。於是北京的西方五強，俄、美、英、法、德五國的公使出面調停，最後決定：由清廷派一名或多名代表去古巴調查真相；西班牙政府可以自由地派代表參與調查；為了保證調查公正無私及確認真相，五強在古巴的代表也出面協助指導清廷代表；將來清廷和西班牙可以向五強公使申請進一步的決定。同年9月，清廷批准總理衙門的調查委員團人事提名，由當時正在美國任「留美學童監督」的刑部主事陳蘭彬為主任委員。英國人江漢關稅務司馬福臣〈A. Macpherson〉和法國人津海關稅務司吳秉文〈A. Huber〉為助理委員，馬福臣和吳秉文兩人都能說寫中文，在中國工作多年，很同情中國的處境；總理衙門的這一招是高招，一來可以減輕陳蘭彬在異國的不安，二來使得委員團成員國際化，以示公平，英法助理委員又可以作證人。委員團還包括一些懂得廣東、汕頭、廈門等各地方言翻譯員。清廷又晉升陳蘭彬為道台，有相當於領事的官階，如此陳蘭彬和西班牙駐古巴的最高官員有相同階級。陳蘭彬還請了兩位留美學童委員會的老師當翻譯和助手。

1874年3月17日，陳蘭彬一行人抵達哈瓦那，新聞傳回中國說古巴的中國人「非常興奮」。3月19日，拜訪了古巴總督及地方官，又與俄、美、英、德、法、瑞典、挪威、丹麥、澳地利、比利時、義大利各國領事代表會面。

在此先提一筆古巴的兩個重要苦力監禁所，其一是「賣人行〈Barracoon 或稱depósito de cimarrones〉」，原本是用來監禁逃跑後捕回的奴隸，暫時用來監禁剛上岸還沒拍賣的苦力；同時也是苦力拍賣場。另一監禁所是「官工所〈dépôt〉」，用來監禁契約到期，又沒有續約也沒有財力回中國的苦力；有一段時期，西班牙政府為了鼓勵苦力續約，立法規定苦力若不續約也不回中國，就被關進官工所替政府免費工作。

3月20日，陳蘭彬率領的調查委員團開始為期6週的調查，他們造訪賣人行、官工所、監牢、蔗糖農場、煉糖場、糖倉等地區；親身面談中國人，記錄了1,176份口供，收集了85 份由1,665人簽字的口稟帖〈陳情書〉。5月8日，委員團離開哈瓦那，陳蘭彬到美國寫調查報告。年底，陳蘭彬、馬福臣和吳秉文致總理衙門，申呈『古巴華工事務各節』。各節〈公文〉中詳細報告古巴調查的經過、結論，附上所有的口供、口稟帖、歷年來古巴的華工人數及古巴官方的各項華工條例規定，今日的『古巴華工調查錄』以此為底。1874年，大清皇家海關稅務司印書部出版一本由海關稅務司馬福臣和吳秉文翻譯的英法文版『古巴華工調查報告〈The Cuba Commission Report〉』。苦力的口供申訴，字字血淚，筆者在此特別強調這份調查報告，因為以下幾段描述古巴苦力非人生活的故事，很多出自於古巴華工調查錄的口供。

陳蘭彬的調查報告證實中國勞工在古巴飽受虐待，悲慘生活。清廷自然不必賠償西班牙要求的30萬銀元招工費用，但是總理衙門最關心的還是古巴苦力的命運。總理衙門以為憑這份調查報告，應該是立竿見影，五強公使一定會協助中國，迫使西班牙與清廷簽訂合理的移民條約，這也是第一次中國以外交方式向西方五強挑戰。總理衙門不久發現五強還是護著西班牙，五強起初是隔岸觀虎鬥，後來認為給中國嚐到太大的勝利甜頭是很危險的，西班牙因此更不願意妥協。改善古巴苦力命運的條約一波三折，先是1875年為了應付英國的馬嘉理事件，轉移了總理衙門的注意力，再加上西班牙駐中國公使頻頻更換；1876年新任西班牙公使愛士巴納〈Espana〉又向中國翻12年前，在台灣沿海海盜劫西班牙船的舊帳，要求賠償不得，於1877年2月從菲律賓調14艘西班牙戰艦在中國水域附近備戰，總理衙門無懼於西班牙挑釁，建議清廷迎戰，最後西班牙讓步。直到1877年11月，中、西才簽訂保護中國移民的條約〈Sino-Spanish Treaty〉，西班牙從此可以在中國自由招工，古巴的中國勞工也有了人權保障，這都是後話。